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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怎样认识“敌对观点”的特殊价值

2013年05月23日

        那些经验丰富的领导者,都会明白这样的道理:“反对意见”在促进思考、增强领导思维能力上,有着特殊的价值。这里,我们要研究的是“反对意见”中的一种特殊类型,即敌人的反对意见,也即“敌对观点”。我们对敌人的反对观点,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呢?一提起这个问题,人们很快就会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:“凡是敌人反对的,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,我们就要反对。”要知道,毛泽东1939年9月说这句话的时候,是有历史背景和特定政治环境的,他说的“敌人”,就是指抗日战争时期,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汉奸汪精卫及其卖国主张。可见,毛泽东当时说的“敌人反对的”、“敌人拥护的”,都是有具体特定内容的,不是一种泛泛而论,因此,不能做形而上学的理解。

  但是,后来有的人,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,或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,把这句话当做“金科玉律”,就与当时的本来意义,背道而驰了。那么,今天,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呢?这自然是需要认真分析的。这里的关键,是我们对“敌人”和“敌对观点”这类概念的实际价值,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。

  从一般的政治学术语来看,所谓“敌人”,即与我们在政治上或者在思想理论上,是势不两立的,甚至可以说是“你死我活”的关系。至于“敌人的反对观点”,即“敌对观点”,性质也是如此。所以,一说到“敌对观点”,许多人很快就会意识到“这是个政治问题”,而一提到政治问题,人们立即就会警觉起来,这可是需要认真对待、并且要态度鲜明的事情了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,并不奇怪,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那种特殊政治思维方式的产物。这样,把“凡是敌人反对的,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,我们就要反对”奉为信条,就成为当年的正常现象了。

  但是,正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说的,在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们自己的人生阅历也说明了这个道理。岁月沧桑,有些昔日的敌人,如今有了正常的交往;至于当年的那些朋友,许多已经面目全非了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利害关系的变化,大家对当年的那些“敌对观点”,也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来研究“敌对观点”的价值问题,就可能是一件有益处的事情。不过,这里的一个关键,是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极端思维方式,善于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。

  在如何对待“敌人”和“敌对观点”的问题上,曾经有过一种说法,就是要把敌人作为“反面教员”、把敌对观点作为“反面教材”,用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干部。在大多数情况下,这样的做法,也的确能够体现出“敌人”和“敌对观点”对我们的价值,因为它们能够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育,告诉我们“什么是错误的”、“什么是正确的”这一类的道理。但是,这个作法本身,实际上有了一个已经设定的单向“思维定势”——“我们是正确的”、“敌人是错误的”,“敌对观点”的价值只能是“反面”的!由于这样的“思维定势”,决定了我们对“敌对观点”本身的实际价值,很难有客观的认识。这就是“利用反面教员”作法的一个明显缺陷。

  这里说的对敌对观点的价值,“很难有客观的认识”,不是说肯定是错误的认识,因为有一些敌对观点,在客观上很可能完全是谬论,出于敌对者的利益,甚至是恶意的歪曲、诽谤;但是,也不应该把所有的敌对者都设想为愚蠢的低智商者,在他们之中也不乏个别明智之士,就此而言,敌对者对我们的攻击、反对,其观点未必都是荒谬的,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,揭露出了我们的某些弱点、缺点,甚至还可能击中了我们重大失误的要害。所以,有一句古老格言说得好:“重视你的敌人,因为他们最先发现你的错误。”

  在总结政治斗争经验教训的时候,我们常常会发现,在敌我双方的尖锐思想较量中,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:敌人的观点是对的,而我们被攻击的某个观点确实是错了。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,没有什么可羞耻的,而且是一种明智之举。

  可能会有人这样说,如何对待敌对观点的态度,这是个立场问题,无论如何对敌人是不能肯定的。其实,在认识论上,这是荒唐的,而在政治上则是愚蠢的。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,堵塞了我们自己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,或者说,失去了一种改正错误的特殊机会!我们可以看到,历史上的一些大思想家,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有创造性的贡献,其中一个原因,是由于他们有辩证法的胸怀。德国哲学家尼采这样说过:“我心中有一个常设的反对党,它攻击我作出的每一项行动或决定,即使在我深思熟虑之后,它依然不放弃一贯的正确姿态。”

  这就是“敌对观点”的特殊价值。所以,在如何对待“敌对观点”的问题上,能够看出我们的实际领导水平和思想水平,究竟是什么样的;同样的,对我们究竟是不是实事求是,也是一个尖锐的考验。